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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师过程中的一切诱敌计策都没有奏效，朱树人压根儿就不上当，也严格约束部将，不许哪怕曹变蛟这种暴烈的勐将出击追敌。
而清军在退兵过程中，也是又做出了一些出乎明军意料的残暴举动。
比如当他们主力移到武进县时，多铎觉得留在后方镇江丹徒县的守军后续容易被明军分割包围，就做出了放弃丹徒县的决定，让自己的军队只集中在武进、丹阳和金坛三个县，这三地以品字形布局，互为犄角，可以援护。
这一点只要看一下镇江附近的地图，也不难理解，因为镇江一带长江是往北拐的，丹徒恰好在这个最往北延伸的尖端上，跟另外三县形成了一个伸出很远的突出部。
当清军需要从丹徒夺回金山寺、然后跟对岸扬州的瓜州渡联络时，这地方当然重要。
可清军如果彻底放弃了打通这儿的长江水路，再固守这个凸出的半岛，就很容易被明军切割后关门打狗。
多铎也不想白白放弃一部分手下，自然要收缩兵力。
而以清军的残暴，当多铎是愤而不得不放弃时，又哪里会给汉人留下人口物资？
无法离开的老弱病残人口，几乎是被多铎全部屠尽。剩下的要么是剃发屈服、暂时从贼了。要么是此前就私下里武装反抗、向大明占领区突围了。而粮食当然是能搜到的都带走，全部充作清军的军粮。
最后，多铎的部队在弃城前还放了一把火，把丹徒县能烧的尽量烧掉。明军发现情况后，还唯恐有诈，确认清军确实撤了，才赶来救火，拿回这座县城。
但城内已经看不到活人，只拿回了座被杀迁一空的空城。
明军将领们同仇敌忾，愤怒爆棚到了顶点，几乎要控制不住。这边的消息传回大明统治区，其他江南人民也是第一次有了完全的民族凝聚力，剃发令带来的同仇敌忾也愈发众志成城了。
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朱树人也不得不离开南京城，带兵亲征，亲临前线督师，确保所有将领都不会冲动独走，形势才慢慢重归掌控。
这很可能是对多铎的最后一战，朱树人当然要亲自收获这份泼天巨功，建立他在南京朝廷的绝对威望。
而正牌兵部尚书史可法，则被朱树人好说歹说，劝他留在南京城内统筹全局兵备战况，就别拘泥于一城一地的战斗了。这也是为了史可法好，让将来的权力能更好的平稳过渡。
在朱树人的权力结构设计中，史可法依然是忠义之臣，当然要重用，但史可法的定位永远是一个后方的军事统筹者，而朱树人才会是未来的一线三军统帅。
这个分工，就好像三军统帅和国防部长，或者说古代天下兵马大元帅和枢密使的分工，也确实契合了“兵部”的本来职权。
隋唐设立六部之初，兵部本来就是管军队建设和装备后勤、补给筹措的，那些朝代都还保留了天下兵马大元帅。是后来宋、明对武将的制衡越来越严厉，枢密院和兵部的职权才逐渐越来越细，最后不仅能直接掌管武将的升迁任命，甚至还要“微操前线”，这是宋明武备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当然了，以后天下重新太平了，朱树人还是要提防藩镇割据、武将跋扈的，但他本人活着的这一代人没必要，他可以终生扮演军权独揽者。至于以后，再想别的办法。
这些都是后话，眼前最关键的还是战场上的胜负，只要打赢了，后续一切都好说。
……
话分两头，明军把清军的占领区逐步压缩到三个县之后，多铎也终于在江阴城下，展开了第一轮的攻势。
清军主力抵达武进县是腊月初六，再推进到江阴城西则是腊月初八。
多铎当初刚到江南，一共有四十六门红夷大炮，南京之战结束后损耗到堪堪三十门出头。金山寺半个月的消耗拉锯，又有数门大炮被摧毁，还有些使用过度损坏故障。
总之多铎能拉到江阴的重炮，总数已经进一步下跌到了二十门。火炮数量的下降，也让清军不得不放弃速攻破墙的计划，转而考虑多准备一些其他攻城武器，多管齐下。
而当多铎第一次亲自观察了对面江阴县的城防时，则是忍不住又微微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战场的地形并不利于大兵团展开，城北黄公山，城南惠山，还有放运河水带来的泥泞烂地，把一切原本低洼适合行军穿插的平原都淹了。
若是在北方，这寒冬腊月的季节，多铎也不至于太怕水，因为清军在苦寒之地打仗打习惯了，北方的河流腊月早就结冰了，甚至连黄河表面都能结冰。这才有历朝历代河北雄兵趁着严寒铁骑渡黄河的典故。
但到了江南，情况截然不同了。哪怕是小冰期，冬天依然不能让长江或者太湖结冰，运河水放出来后，只会留下泥泞。
多铎原先也没来过江南，甚至他那些主要谋士和文官，不论张存仁还是孙之獬，也都没来过江南——孙之獬虽是汉人，却是山东籍的，一直在北方做官。这导致他们原先都没太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也没料到最后会需要在大冬天的跟泥泞作斗争。
而江阴县的城墙，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抢修，外墙也额外加固了一层缓坡的夯土，质地看着不是很坚固，但绝对能吸收炮弹的冲击动能，已经接近西式棱堡或者说南阳县的城墙设置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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