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汉时期的成都城，形似乌龟，又叫龟城。
唐宋时期的成都城，因为把龟城包罗在内，又叫罗城。
据不准确考证，北宋城市人口数量，开封第一，洛阳第二，成都第三。
距离城墙还有好几里，朱铭就看到大片房屋，城外也已经形成街市。由于缺乏规划，稍微显得杂乱，进城之后就规整了。
成都的城市中轴线主干道，街面宽达八米，全部铺了地砖。
地砖是凸起的，中间高，两边低，便于排水。下水道虽然不如东京，但也深一米多。
城墙周长1公里，底厚8米，高度8米，城内面积7.3平方公里。
朱铭仰望八米高的城墙，不由撇了撇嘴，这玩意儿得智取啊。
从城市中心穿过，很快又发现城墙，原来成都还有一座内城。即便外城被攻破，内城还能继续防守。
魏应时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，不由惊叹道：“吾所见城市，只有东京比成都繁华。”
张镗说道：“不愧天府之国，但洛阳还是比成都繁华一些。”
宋代的商税很有意思，它有一个额度，而且是浮动额度。
随便以一个县举例，计算该县前五年（初为三年）的实收商税，每年同比增加的商税取中数，每年同比下降的商税取高数，通过计算来确定今年的商税新额。
这种新额，又是今后数年的祖额，形成一个商税标准，从而判定官员的政绩。
所以宋代的商税很稳，且稳中有升，不像明代那样越收越少。
朱铭在金州的时候，农业税虽然收得不达标，商税却是超额贡献。私栏被取缔之后来往商船明显增加，官府收到的商税也大大增涨。
若以商税考评政绩，朱铭能判个优异。
《宋会要辑稿》在熙宁十年，完整统计过全国商税额度。
若只论单个城市商税，东京40万贯排第一，杭州8.万贯排第二，楚州（淮安）6.78万贯排第三，成都6.7万贯排第四。
若论州府商税，即把县城、市镇也算进去，开封府排第一，杭州府第二（18.6万贯），成都府排第三（17.1万贯）。
商税大体能够衡量一个地区的繁荣程度，淮安单个城市商税奇高，那是被盐运给推上去的。把县城市镇也统计在内，还是杭州府和成都府更能打。
方腊搅乱杭州府，若再有人占了成都府……可不止是商税问题，还有田赋和其他苛捐杂税。
……
亲随们有些带着家眷，朱铭让他们在成都玩几天。
趁着机会，朱铭亲自骑马出城，去探知本地的乡间民情。
很快他就发现，成都附近的土地兼并极为严重，同时似乎又不怎么严重。
说严重，是土地多被一些大姓占有。
占地最多的，除了王、范、宇文三家，还有杨、李、郭、张、赵、刘、房、杜、勾龙、周、宋等等家族。
说不严重，是这些家族不断分家，土地也不断分出去。
这些家族的历史太悠久了，以至于产生大量的小地主和自耕农。碍于同族同姓，主宗非但不能强占，还得给他们提供帮助。
两相结合主户比例居然很高。
成都再繁华，目前也跟朱铭无关，在此逗留十天便继续前行。
一路坐船而下，经彭山至眉州，再向西去雅州（雅安），最后翻山越岭来到汉源县。
此时已是冬末，天气寒冷，但没下雪。
汉源此名由来，是因为贯通全县的流沙河，古代的时候一直叫汉水。
朱铭亲自抵达汉源，才发现与张根所言不同。
汉民住在大渡河以北区域，北接雅州，东接嘉州，西边和南边才是蛮夷地区，并没有被生番团团包围。
“这县城也太小了！”白胜吐槽。
朱铭笑道：“应该叫州城。”
确实很小，但城墙很高，而且近年来修缮过。
朱铭进城的时候，搜检也极为严格，反复查看他出示的官方文书。
“县尊请进城！”守门士卒恭敬说道。
口音特别古怪，比成都府那边更怪，朱铭连蒙带猜才能听懂。
城中颇为残破，居民也很少。
朱铭先去县衙办交接，然后发现县衙后宅很小。诸多亲随及家眷，只能在城里租房子住，好在房子不缺还价钱便宜。
这里没有主簿，只有一个县尉。
县尉名叫常启宗，本地人，胥吏出身，没有进士功名。
押司叫李朝，带着一众吏员过来参见。
朱铭也没多说什么，他赶路累得够呛，只想打扫干净后宅休息。
张锦屏指挥陪嫁仆从，先把卧室搞定，亲自铺床叠被，对朱铭说：“相公睡一阵吧，待吃饭时再起来。”
“我没那么娇贵，你也坐。”朱铭拍拍床榻。
张锦屏道：“妾身还要去外面盯着。”
朱铭也不再坚持，脱掉外套便躺下，迷迷糊糊间被叫醒吃饭。
翌日，朱铭开始熟悉县务，县尉常启宗和押司李朝在旁讲解。
常启宗说道：“每年赋税都是不够的，还须成都府路转运司，送些钱粮过来补足花销。”
这个可以理解，鸟不拉屎的穷地方，人口也没几个却要供养州县两级官吏。
财政不可能上交，全部截留都不够，必须找上级伸手要钱。
“可有本州的堪舆图？”朱铭问道。
常启宗把地图拿来，介绍道：“县城以南数里，有一个汉源镇。汉源镇以北，皆为汉人；汉源镇以南至大渡河，皆为熟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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