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大明发生胡惟庸案，明廷怀疑胡惟庸私通日本，以谋造反，所以基本上是断绝了和日本的官方往来，在朱允炆回到大明之后，无论是朱元璋或者是朱允炆登基之后，一次勘合符也没有发放过。由于从事海上贸易获利甚巨，这样以来刺激了民间走私和海盗活动，甚至成了“倭患”加剧的部分原因。
朱允炆此时也头痛，对于日本从心里发出的愤恨使他不愿意和其发生一点点关系，但是出于不想为了那些杂碎图耗国力，正想办法能够最小损失的打击日本时，足利义满提出这样的想法，同时为了表示诚意，随着使团被押送过来二百五十七个据说是倭寇的俘虏，显示了对大明贸易的期盼。
这个动作一时间赢得了京师中不少大臣的称赞，因为日本的这种举动，对于那些饱读圣贤之书的儒生们，是一个很大的鼓舞，更加证明了他们一向鼓吹的“勤修德政，自然八方来朝”的说法。
在朝堂之上，极力赞同对于日本实施勘合贸易，以为日本小国寡民，只会逐利，为了使四夷臣服，不妨表示天朝上国的恩德和威严，不妨施与“国赐”，以彰显大明宽容。
这种呼声很高，加上肥富乃是日本商人，原来热衷于走私以及从倭寇手里收购物品，算是对于大明的风土人情，以及朝廷的形式十分了解，通过行贿等手段，倒是赢得了很多的支持，眼看着让皇上广施恩德的呼声愈来愈高，朱允炆这才重视起来。
锦衣卫负责监视日本使节的动向，早就将肥富的一举一动记载下来，待到皇上问起，朱允炆才猛然惊醒，这种手法，曾几何时是那么的熟悉，用金钱打通上层关节，来谋取更大的好处，根本就是包藏祸心。
同时更是知道了，日本僧人祖阿在京师附近的寺院中流连多时，通过僧侣的关系，结交了很多达官贵人，因为先帝朱元璋曾经出家为僧过，所以在整个洪武年间，僧侣虽然没有蒙元那么泛滥，但是也有着一定的地位，同时不少文人雅士都以结交僧侣为荣，比如说现在已经逃跑的道衍，也就是姚广孝，就曾经和大明名士宋濂、高启等人关系甚好。
在文人雅士之中，以结交名僧、大师为荣，那基本上就是身份的象征，而朱元璋曾经出家度日，对于佛门也不算排斥，所以造就了这一种风气。
这些都没有什么，但是朱允炆听齐泰的汇报，越听心里越是生出一股怒气来，日本为了达到目的，不但通过行贿的手段让部分朝臣替他说话，而且在民间，他们通过僧侣结交名士，再通过百姓对于佛教的的痴迷，和对于所谓名士的盲从。达到间接替日本宣传的手段。
也难怪在一段时间内，朝廷上下赞成恢复“国赐”的呼声越来越高，就连朱允炆起家所创办的六艺学院，也仗着自己是天子门生，曾经联名上书，请求皇上怜悯日本国小位卑，要施以教化和抚慰等等。
日本人的手，伸的也太长了吧。
朱允炆这样想着，却不动声色，最后的一点怜悯也消失了，遂召见祖珂和尚和肥富觐见，一反往常的爱理不理，反而和颜悦色起来，对于日本提出的贸易请求，答应给予考虑，让他们和杨杰派出的人具体商议，然后上个奏表发于朝议。
祖珂和肥富大喜过望，没有想到会有这般的好事，接着又听皇帝定下基调，除了要日本国王年年进贡的表面文章外，还可以考虑开放宁波为专用通商港口，设为自由港，约定双方商人可以自由往来。希望日本能够开放堺港等地作为通商码头等等。
一番话说下来，祖珂还没有什么，那肥富本来就是商人出身，那里经得起这般诱惑，马上就趴在地上不住的叩头谢恩等等，朱允炆不愿意看见他那种丑态，让他们退下，由杨杰负责选择与其身份对等的人双方进行谈判。
随后，就召集傅雍等一众内厂人员，开始调查大明现在的僧侣状况。
在监国期间，朱允炆就听说了朱元璋对于佛教有一定的情结，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来，首先就是马皇后死后，也就是洪武十五年，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，为已故马皇后诵经荐福。而道衍就是那时候结识的朱棣，由此开始了另一个时空的改朝换代。
这些还不算，在他还是皇太孙时，母亲吕氏也十分信奉佛教，并且劝朱允炆也要礼佛，为了使儿子相信，曾经给他讲个故事，说是在姚州有个和尚叫玘太璞，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禅学，藏经就达五千四百卷，没有不会背诵的，皇帝听说后，十分感兴趣，下令召见了玘太璞，并十分喜欢这位佛学大师。
有一天，皇帝问玘太璞：“一个人做和尚没做到底，会得到什么报应？”玘太璞回答说：“做和尚没做到底，那要永远坠落在阿鼻地狱。”皇帝又问：“出自哪里？”玘太璞说：“出自藏经第几卷。”都御史詹同目睹这个场景，他就开始责怪起玘太璞：“你为什么要那样跟皇帝陛下说呢？”玘太璞说：“我是一个佛教徒，我不敢违背佛教教义，也不敢欺骗皇帝陛下。”在听完玘太璞与詹同的那些对话后，皇帝再次追问玘太璞，玘太璞以实相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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