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文奎点点头，听智光继续说道：“盛唐之治，虽然道教受到尊崇，但是从未抑制佛教发展，以唐明皇为例特别明显，奉行的是尊儒、崇道、不抑佛之政策，不知道老衲这样说，殿下可赞同。”
这一点读过大量史书的朱文奎却是清楚，因为道教在大明最值得炫耀的就是在唐朝时的待遇，而儒家对于唐朝时的荣耀也是沾沾自喜。特别是唐明皇，在开元十三年泰山封禅完毕，曾经到曲阜孔子宅致祭。开元二十七年八月，追谥孔子为文宣王，令西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府学内，孔子均南面而坐，颜回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、冉有、子路、宰我、端木子贡、子游、卜子夏等十哲东西侍列，都封赠公侯。西京及兖州旧宅的孔子像，由宫内出衮冕之服衣之。终唐一代，唐明皇对孔子的礼遇是最高的。
而崇道之说，更是无可辩驳，唐明皇把道教的地位放在儒、佛之上。给老子加的尊号是“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”，比孔子的文宣王封号高出许多。老子既然称“皇帝”，祭祀老子的玄元庙也就升格为宫，老子之后的庄子、文子、列子、庚桑子被封为“四真人”，其著作不再列入子书而称“经”。
开元二十五年，唐明皇下令置玄学博士，在科举中第一次出现了道举，考试办法依明经举。玄宗还在中央设立崇玄学，置博士、助教各一人，学生一百人，作为研究道学理论、培养道学人才的地方。后来，又将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，博士改为学士。玄宗对道学颇有研究，他曾亲自注释《道德经》，颁示天下，并令天下庶人家，每户必备《道德经》一部。
天宝之后，唐明皇崇道的心情更加迫切，每年举行郊祀典礼，首先到太清宫朝拜老子。次日，享太庙，祭祀李唐王室列祖列宗。次日，合祀天地于南郊。
但是说不抑佛就还要智光和尚进行解释了。
因为在开元初年，唐明皇曾下令沙汰僧尼，限制兴建佛寺，禁止铸像写经。这些抑佛措施，是在武则天末年以来，佛教势力过分膨胀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危及李唐王室，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定情况下实施的。
但是智光和尚怎么能说唐明皇不抑佛呢？
看出了朱文奎的疑惑，早有准备的智光和尚解释道：“开元二十四年继颁布御注《道德经》后，明皇又把《御注金刚般若经》颁行天下。事实上，除开元初期极短暂的“抑佛”外，唐明皇帝并不限制佛教的发展。开元二十六年曾诏敕天下诸郡立龙兴、开元两寺。次年，又敕天下僧尼遇国忌日就龙兴寺行香、散斋，千秋节就开元寺祝寿。”
智光为什么一直拿唐朝的历史状况教导朱文奎，这也是朱允炆的一个漏洞，他以唐朝时道教为国教这一点，进行了大肆的宣传，在很多人的眼里，建文皇帝是继承和发扬盛唐时的政策，而潜心钻研数十年的智光很容易的就在其中找到了破绽。
智光说的都是事实，他也想通过太子将这些事实传到皇帝或者更多人的耳朵里。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，那就是盛唐道教虽然是国教，但也未抑制佛教发展，而盛唐在士大夫眼里则是一个理想的境界，影响力是很大的。
他试图暗示皇帝和天下，要留一些余地给佛教，希望不要再次出现灭佛的举动，在如此的国家机器面前，如果惨剧再次发生，佛教很难支撑下去了。这个举动机会虽然渺茫，但只是智光转移大家视线的一个小伎俩而已，只是他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，所以，他隐瞒了一部分的事实。
在僧道之间，唐明皇虽然不特别歧视僧尼，往往一视同仁。天宝三年，曾经令两京、天下州郡取官物铸金铜天尊及佛各一躯，送开元观和开元寺。表面上是把佛、道两教摆平的。
但是在背后，却隐藏着佛教的一些不能明言的污垢，原来唐明皇在开元时的抑制佛教之所以最后一视同仁，却是和佛教的密宗传入大唐息息相关。
唐明皇对密宗有兴趣，主要是因为密宗和佛教的其他派别不同，传统的佛教是禁欲的，讲究不近女色，刻苦修行。密宗则不然，它公开宣称：“随诸众生种种**，令得欢喜”，把女性当做“修学密法”的必要条件和不可缺少的伴侣。因而有佛母、明妃、欢喜金刚、各种“天女”等不同名目，这些做法使唐明皇找到了追求现世享乐、纵情声色的借口，给他骄奢淫逸的生活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，当然也就会得到唐明皇的青睐。
这样以来，才使唐明皇对佛教开放了部分限制，做出了不抑佛的举动，也是对密宗青睐下一种爱屋及乌的动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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